腊月廿八的晚上，我站在阳台上看对面那栋楼，七十二户人家只亮了不到二十盏灯。

空下来的城市像一间被抽掉椅子的教室，走几步就能听见自己的回声。地铁口卖糖葫芦的摊子不见了，便利店卷帘门拉下来一半，连楼下那只总在翻垃圾桶的橘猫都被人抱走了。这种时候，娱乐忽然变了形状。平时它藏在通勤耳机里、午休的短视频里、下班后商场顶楼的游戏厅里。现在它冒出来，站在空荡荡的街头，问你要不要跟它走一段。我决定出门走走，看看一座城市在褪去热闹之后，还能从哪儿找到乐子。

第一站去了老周家。他家客厅摆着一张自动麻将桌，四个人凑齐了，从晚上八点打到凌晨两点。输赢不大，五块十块的筹码，但没人愿意下桌。麻将这东西有意思的地方在于，它需要你同时做三件事：盯着自己的牌，猜别人的牌，还要记住桌上已经打出去什么。脑子被占满了，什么年终奖、催婚、房贷，全被挤到角落里去。老周的老婆端来一锅汤圆，芝麻馅的，我们边吃边摸牌，烫得直吸气。这种娱乐不需要观众，不需要分享，四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就能把时间填满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去了一家还开着门的街机厅。老板是本地人，过年不回家，说反正回去也是被亲戚问东问西。厅里只剩五六台机器亮着，拳皇97的屏幕上有几条划痕，摇杆的皮套磨破了，露出里面的金属杆。一个穿校服的男孩在打街霸，连招很熟，但每次被电脑反击就骂一句脏话。我换了十块钱的硬币，坐在他对面打了一局。输了。他又开了一局，这回我赢了。他没说话，投了第三个币。我们就这样打了四十分钟，谁也没问对方叫什么名字。走出街机厅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手指关节有点疼，但心里松快了不少。

初三晚上，朋友叫我去他家看老电影。投影仪是他两年前买的，一直吃灰，这回终于用上了。我们看的是《功夫》，粤语原声，字幕很小，但没人计较。看到包租婆追周星驰那段，他三岁的女儿从卧室跑出来，指着屏幕说“妈妈跑得好快”。我们都笑了。电影放完，他又翻出一盒飞行棋，四个人玩到半夜。飞行棋这种游戏几乎没有策略可言，全靠掷骰子，但正是这种随机让人上瘾。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把会不会把自己送回起点。凌晨一点，我走回家，路上看见有人在路边放烟花，很小的一束，响了几声就没了。

初五那天，我一个人去了电玩城。跳舞机前面围了七八个人，一个穿羽绒服的女孩在跳，动作利落，头发甩来甩去。她跳完三首，气喘吁吁地下来，旁边有人递水。我站在赛车游戏前面玩了两把，方向盘震得手麻。后来去抓娃娃，花了四十块钱，什么都没抓到。旁边一个中年男人教我怎么看爪子的松紧，他说他每周都来，家里已经堆了三十多个娃娃。我问他抓这么多干嘛，他说不干嘛，就是喜欢看爪子合拢那一瞬间。我试了三次，终于抓到一个黄色的皮卡丘，捏在手里软塌塌的。

初七，城市开始往回长。地铁里人多了起来，便利店重新开了门，楼下那只橘猫也被送回来了，蹲在台阶上舔爪子。我坐在窗边看对面那栋楼，灯一盏一盏亮起来，像有人在慢慢拧开什么开关。楼下的麻将馆又传出洗牌的声音，哗啦哗啦的。我把那个皮卡丘放在书架上，它歪着头看我，脸上印着两道歪歪扭扭的笑。过年这几天，娱乐没给我什么大道理，它只是让我在空城里找到几个能一起坐着的人，或者一个人坐着也不觉得慌的地方。